日本野戦之月海筆子『亞波尼亞歌仔戲 阿Q轉世』
北京帳篷小組の胡冬竹が前文を翻訳して配布してくれたので、ワードの簡繁変換を使って繁体字に変換。
《亞波尼亞歌仔戲 阿Q轉世》
劇本備忘錄
在我們在這個國家對成為“帳篷劇”的東西，進行再發現的過程中，作為擔任劇本創作的人來說，以何種“視點”構思帳篷劇，提出劇本，想稍作說明。
我們現在正想滯留在這片“貧困”無法以有意義的扎實的輪廓登場的土地上。我們稱這為“貧困無立錐之地”（貧困的脫領土化），我們的帳篷劇正是嘗試“奪回貧困的立錐之地”（貧困的再領土化）的反其道而行之。
曾幾何時，貪欲是最大的罪孽，貧困甚至神秘。然後，最大的罪孽貪欲變成“懶惰”，貧困變得異化。西洋200年前的“正常”的發明，就是發明“人”。這個“人”是個性化的“主體”。國家作為行政管理者向這個“主體”提供事無巨細的服務，施以種種“紀律”，從而阻止人們從幸福社會脫軌。那麼相應的，“貧困”是從這個“紀律”隨便脫軌的結果，意味著欠缺“主體”，拒絕成為“人”。家庭生活的一部分、學校、工作單位、電視、醫院、政府職能單位、法院、監獄，甚至劇場，都是讓人們意識貧困是當事人自己罪惡的設施。
但，世界已然不再需要那樣的“主體”。不需要被那樣的“紀律”的強迫神經所覆蓋的“主體”，而是需要有自主行動、移動能力、計畫立案、動機高揚，能發揮柔韌性的“自己”。
面對流動的、蜿蜒曲折的世界，瞬息萬變的不安定的世界，每個人都被要求負起不斷順應的責任，不管是誰，都必須對所有情況都作出選擇和決定，也即是自我責任和自我決定。
這樣一來，作為“主體”的“人”已經死去，只剩下喪失所有連帶的“自己”和世界交換契約。
像這樣，在變了規則的世界的趨勢當中，我們的帳篷劇到底是什麼？是不是只能像從前，把我們的貧困作為神秘的獻禮筵宴他人的場。抑或是，故意誤讀好像在世界之外的“表現”，讓人承認它作為資料館的價值，把它作為安慰自我的材料。
我們是否能從連接為常態的社會（connectionism）騷亂中脫身？也許只有“主體的放棄”、“從自我脫身”、“恐怖主義”才是這騷亂的瞬間暫停。但，對於無數個中心散亂各處的世界來說，這些都不過是局部的、一時的。其結果，不如說是把資本的功能正當化，並強化整個系統。
恐怕，我們的“場”需要的不是“主體的放棄”，而是“主體的重新審視”，不是“從自我脫身”，而是“自我的再創造”。不是顛覆“法的暴力”和“世界的恐怖”的“恐怖主義”，而是“新的怒的生成”。
使“新的怒的生成”成為可能的，是能重新審視主體的“場”。並且，為了具體的創造這個“場”，比如，我們可以想像一種“被審判的身體”。
雖說是“被審判的身體”，但這並不意味著自我處罰。這是指拒絕與世界的和解，與求索抵抗陣線的身體必然相遇的“事件”和“事故”。並且，在面對這“事故”時，人不正在這現世騷亂的膠著點上。這個膠著點，可以稱之為“世界的頸項”。當一切的未來消失的瞬間，人就會發現審判一方的世界的頸項。
在《阿Q正傳》裏，被處刑的最後的瞬間，阿Q發現了人吃人社會的怪異。那正是“全新的恐怖的生成”。並且，我們已然是意識到那樣的恐怖的阿Q的子孫。在阿Q被處刑的前後，世界把罄竹難書的大量虐殺的遺體拋到世界的內部。不管這恐怖被怎樣試圖被從記憶中抹殺和忘卻，它已經變成烙在我們身體裏的記錄。
如果，我們在被審判的瞬間，不只是忍氣吞聲下那恐怖，而是發現世界的頸項，伸出我們“憤怒”的指甲，不管它多微弱，世界都將負傷。
進一步說，我們的“無立錐之地的貧困”，通過想像“被審判的身體”，將在對世界“全新的憤怒的場所”內部被重新發現，並把“筋疲力盡的自我”作為“擁有自律性的自我”而重新創造。
帳篷劇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，以它的慶典為杠杆，綜合記憶和忘卻，發現綜合形狀的構成和消失的方法論。這就是我們對我們緊繃的身體中刻下的記錄的活用。
當然，刻在身體裏的記錄，就是“我們的死者”。相應的，我們的“貧困”就是我們死者的“貧困”，我們發現的“全新的憤怒”，就是內在于死者的“憤怒”。
創造出那樣的“場”，就是賦予我們帳篷劇“表現”以可喜的“反省的形式”。
宣傳單資料
西藏佛教的“活佛轉世”，據說是指以達賴和班禪喇嘛為首的西藏社會的高僧們，在死後49天之內完成投胎轉世。這個“轉世”，本身就是西藏社會的支配權力問題，圍繞它的認定，就必然有激烈鬥爭。圍繞兩位班禪喇嘛的騷動，去年中國政府公佈了“沒有政府的承認，轉世不被認可”的條例，以及對流亡中的達賴喇嘛14世的“拒絕轉世”談話等都是見證。
我們先不管君臨最上層的西藏高僧的“轉世”問題，在此次帳篷劇中，主要是圍繞被這些支配者們的過剩政治直接剝奪生死的最下層的阿Q們，追尋他們的“轉世”。
雖這麼說，最下層的人們到底有沒有“轉世”？到底是誰在尋找被處刑的孤魂轉世到哪里？不，就算萬一有人在尋找，但沒有相應的權威認定，還是“轉世”不得。
魯迅老師猜測的阿Q的最後，再進一步加以揣測的話，好像是這樣。
——圍著他的眼睛，不但咀嚼了他的話，還咀嚼他的肉體，拼命地咀嚼他。然後突然這些眼睛似乎連成一氣，開始咬他的靈魂。“救命！”阿Q好像沒有說，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地迸散了。
阿Q的這最後的一幕，也是近年來在與我們或多或少有關聯的近鄰地區發生的眾多“虐殺”的風景。東京、南京、中國的整個區域、朝鮮、臺灣、沖繩——不管我們擁有的是被“虐殺”的前輩還是“虐殺”的前輩，也或者不管是被撕咬的靈魂還是撕咬一側的眼球，那撕咬在一起的靈魂和眼睛被粉身碎骨後灰飛煙滅的現場，正是我們的發祥或轉世之地。但，只不過搜索並把這一切呈現出來的力量，和認定這一切的勇氣並沒有攜起手來。正因為如此，“虐殺”才化作不起眼的身邊小事循環往復，變成我們看不見的常態。
題目中的“歌仔戲”，是指臺灣面向大眾的民謠。在日帝統治時期，開始流傳這個稱謂。
